种地会越种越穷，这种言论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同时也很容易被视作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
因为这种言论和儒家的传统治国思想是相悖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历朝历代以来重农抑商的根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王道仁政，即君王仁德、选贤任能，臣子清正廉洁、德行高尚，做为道德模范让天下百姓各安本业，从而实现所谓的天下大治。
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型，天下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拥有君子和圣人的道德水平。
因此儒家非常提倡教化，也就是教导百姓遵守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使人人都成为仁人君子。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儒家提出了三纲五常来规范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一个人所需要遵循的自身修养标准，用来教化和约束百姓，让没有达到君子的道德标准的普通人向着成为君子而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并将其与社会制度挂钩，最终实现儒家所谓的“以礼治国”。
这也就是儒家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等级的根本理论依据。
儒家的这套理论制度提出的时候，华夏文明正处在从奴隶制度过度到封建制度的转型阶段，因此儒家的这一套统治思想和阶级划分，在当时来说是有其先进意义的。
也正因为儒家的这一套思想和制度能够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在汉朝时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被广泛实施并且应用了两千多年。
然而就像任何先进的东西用了两千年之后也会变得落后而腐朽，儒家的这一套思想在后世看来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制约科技进步的，甚至于在大明来说，儒家的这套东西也到了该淘汰的边缘了。
事实上，如果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倒逼产业升级和社会变革，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资产阶级寻求自己新的利益，是能够促使明朝时期的社会体系发生变革的。
奈何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选择了进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彻底葬送了整个大明，也将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彻底扼杀。
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时期儒家势力的影响力还是很根深蒂固的，想要推动社会变革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绝非是靠着皇帝的政令或者所谓的朝堂改革就能够实现的。
真正想要推动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想办法扶植起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朱瞻埈现在正打算借着开海这件事，来进行一次尝试，尝试着让大明……不，华夏文明这个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海洋，也让原本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开始发生改变。
不过在朝堂之上，这样的话他显然是不会直接说出来的。
朱瞻埈此刻所提出来的，还是让朝廷放开海禁，允许匠户、民户和军户从事工商业，借由开海所带来的利润来刺激大明原本的社会结构自己产生变化。
至于说讨论最激烈的开海问题，朱瞻埈倒是没有说要全面放开海禁。
海禁这东西即便是在后世都依旧存在，完全彻底的放开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朱瞻埈在喷完了朝堂上那些反对开海的文官之后，便站在了提议设立市舶司的那一方。
“设立市舶司，不仅可以管理和规范海商对外的海贸行为，也可以为朝廷征收更多的赋税，打击海商的走私行径，为朝廷增添更多的收入。”有了朱瞻埈的支持，提议设立市舶司的官员自然也就找到了依靠，开始大肆阐述设立市舶司的好处。
对于这些说法，朱瞻埈也是表示赞同的，他附和道：“确实如此，设立市舶司，只允许海商经由市舶司进行海外贸易，可以有效打击走私和沿海地区的海盗，也能够让朝廷从开放海禁这件事上获取直接的利益。
即便朝廷并不亲自参与对外的海贸，光只是靠着市舶司的征税就足以补贴大明的财政了。
更不用说，朝廷还能够通过市舶司和海外诸国进行大宗贸易，经营一些普通小商小贩根本负担不起的大额度的业务，从而让朝廷可以从海贸这件事上直接获利。”
市舶司的设立最初可以沿袭到唐朝，其主要功能还是以检查货物、抓捕走私和收取赋税为主。
宋元时期市舶司的只能虽然有所变化，但也大差不差，最主要的就是点检和阅实，以及主持祈风祭海。
也就是市舶司对进出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
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
在这之后元明清三代的市舶司制度基本上也都是沿袭宋代的制度，虽然稍有调整，但总体上来说大差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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