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定律，太宗定都，我朝以北方为根基…这…是！…藩台教训的是！学生真是…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啊！…”
书房中，面对布政使王哲的提点，施文德一脸恍然，连连点头，半点多余的话也说不出来。
这圣人大道、太祖太宗、大明国政方针，都齐齐压在一起，他又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可他心里，还是难以完全认同。
毕竟，布政使一口一个“农本商末”、“南北一体”，一口一个“百姓逐利”、“商贾奸猾”…
可他施氏海贸的这些年，和农人、商人、海匪，士绅、官兵、官吏，各色人等都打过许多交道。他得到的直观经验，所看所见所听，却是和布政使口中，那些所谓的“圣人大义”截然不同！
布政使说，“劝农安民”。可浙地人口滋生，士绅又大量兼并土地。导致无地、少地的农人越来越多，困苦的百姓数以万计。民人都没得田种了，又怎么“劝农”，怎么“安民”？
就像他施家招募的“水手”，不都是种地活不下去，才被迫出海讨个活路吗？浙地还好些，更南边的闽地，那可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闽地的海主更多，下南洋瘴疠之地、客死蛮夷他乡的小民，更是数不胜数！
再说“改稻为桑”，粮食减产。这浙江诸府，真正大规模种桑的村庄，还不都是士绅大户兼并最厉害的地方吗？实际上，这海贸利益的大头，可都落在供货、收货的“坐地虎”手里，都落在那些士绅望族的手里呢！
而按照大明律令和潜规则，士绅有功名庇护，又有各种关系，根本不纳钱粮…嗯？不对！我施氏眼下有了举人的功名，勉强也能挤进士绅的末尾里了！…
施文德默然片刻，王哲捋须不语，书房中就瞬间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带给他的压力，反而比布政使开口时更甚。于是，施文德努力维持着笑容，继续保持着学生的谦卑姿态，请教道。
“藩台，您刚才说，浙地安宁，不在海贸，首在劝农…不知这劝农，究竟该如何做？…”
“嗯…圣人之学，劝农为先。而朱子曾写过一篇《劝农文》，里面就详细提到过‘劝农’的要点。思诚，你需得把这一篇《劝农文》，好好背诵…我朝凡取进士，首看‘忠信大义’，第二点，就是看这‘劝农’的学问，到底熟不熟…”
布政使王哲捋了捋胡须，说起学问来，倒是难得的和蔼了些。好为人师，指点后进，这也是此时儒家文化中，最为“温情脉脉”的一种关系了。
“劝农之事，除了官府督导外，还有三个关窍。第一，就是‘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浸种下秧，深耕浅种’。每府每县，都要安排劝农的官吏，教导农人百姓，必须遵从农时，且要精耕细作，来保证田地的产出。”
“第二，‘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江南种稻为主，旱地可种粟，山地可种麻、豆、菜蔬，水塘可种水芋…需得多种种类，以备春荒…”
“改稻为桑，之所以于国于民有害，不仅仅在于稻米的减产，还在于大量织布织锦，消耗占据了太多的民力，也容易耽误其他杂粮果蔬的种收…这一减再减，继续持续下去，江南的粮食恐怕不但不能自给，反而要从湖广运粮了！而要知道，天下钱粮自有定数！钱且另说，粮是断然不能，再少下去了！…”
说到此处，布政使王哲眉头一挑，眼中闪过几许杀气。这一番春巡下来，对于浙江田地的情况，以及背后的某些人，他是很有些不满的。
对于他这样北地出身的传统进士来说，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尤其是海贸带来的利益驱使，让天下的粮食越发不足。而湖广的粮食逐利，大量运到江南，能运到黄河以北的粮食，就愈加减少，或是成本大大增加了。江南不种粮食，这么好的地不种粮食，最后导致边地缺粮，这简直就是毒瘤，毒害整个大明朝根本的毒瘤！…
“嗯…还有第三，也是劝农中最重要的一点，水利与耕牛！‘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耘犁之功，全藉牛力’。浙江一地，水利必须多修勤修。有水才有好田，有渠才有上田！而这些田地，必须用耕牛深耕，才能进一步增产。凡是擅自屠宰耕牛的，都是害农的重罪。一旦捉住，都得明正典刑，杀一儆百！…”
“圣人之学，以农为本。而农事中，又是水利最为关键。因此，‘修水’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重中之重！”
“去年黄河泛滥，甚至几处决口。刘公毅然担起了修河的担子，去督管治理黄河…与这种圣人的功业相比，无论是边事的军功、地方的教化，还是朝堂的文治，都有些相形见绌了！…”
讲到刘大夏治理黄河，布政使王哲脸上，难得的表情生动，浮现由衷的赞赏与向往。
在儒家的重农文化中，什么军功拓边，什么拥立皇帝，都比不上“兴修水利”！而所有“兴修水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治河”，治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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